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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吐鲁番文书研究 ——对话西南民族大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所所长王启涛
2017年02月05日 14:5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段丹洁 字号

内容摘要:近日,《吐鲁番文献合集》首卷正式出版,将对海内外收藏的吐鲁番文书进行科学的缀合、识录、校勘、注释。所以,吐鲁番文书的下限几乎是无限的,而敦煌文书中出土的纪年最早的社会文书是《西凉建初十二年(公元416年)正月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籍》整个敦煌藏经洞文书在时代上以晚于吐鲁番文书者居多。敦煌文书绝大部分是佛教文献或与佛教题材有关的文献,但是吐鲁番文献不一样,在其汉文文书中,有关行政、经济、军事、法律、社会方面的文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可能与敦煌吐鲁番两地在古代的历史地位有关,吐鲁番有过北凉高昌、高昌国、回鹘高昌峥嵘而辉煌的历史。

关键词:吐鲁番文献;研究;吐鲁番文书;收藏;王启涛;整理;写本;敦煌文书;出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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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吐鲁番文献合集》首卷正式出版,将对海内外收藏的吐鲁番文书进行科学的缀合、识录、校勘、注释。作为吐鲁番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吐鲁番文献在近年的研究中取得哪些突破性的进展?我国处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时期,加快吐鲁番学研究具有那些现实意义?针对这些问题,记者对西南民族大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所所长王启涛进行了专访。

  儒家文化深刻影响吐鲁番文书

  中国社会科学网:目前吐鲁番出土的文献有哪些类别?在吐鲁番文献整理过程中,您为何首先从儒家经典着手?

  王启涛:吐鲁番文献根据其语言载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汉文献,二是非汉文文献。汉文献主要涉及儒家经典、契约社条、诉讼判牒、律令格式、蒙书、史部典籍、经济文献、社会文献、医药文献、科技文献、碑刻砖志、军事文献、书信文献、诸子典籍、文学文献、官文书、地理及交通文献、艺术文献、宗教文献、民族交流文献等。

  长期以来,儒家文化在汉文化中拥有核心地位,在古代吐鲁番也是如此,无论是十六国时期,还是高昌国和唐西州时期,儒家文化都是主流文化,儒家文化深深地影响着古代吐鲁番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所以,我们首先从古代吐鲁番流行的七部儒家经典《尚书》《诗经》《春秋》《礼记》《论语》《孝经》《尔雅》入手,从国学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入手,全面整理吐鲁番文献,这就如同牵住了古代丝绸之路和西域汉文化的“牛鼻子”。

  吐鲁番学是一门朝阳学科

  中国社会科学网:作为吐鲁番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吐鲁番文献在近年的研究中取得哪些突破性的进展?

  王启涛:我认为吐鲁番文献研究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海内外收藏的吐鲁番文献大量公布并逐步实现数字化。学术研究,首先需要材料。正是由于吐鲁番学的国际化和数字化,海外收藏的吐鲁番文献彩色图版不断在一些学术网站上公布,使学者们往往能够足不出户就与这些文献影像面对面,并进行整理和研究。二是不断有新出土的吐鲁番文献整理出版。前贤时彦荜露蓝蒌,以启山林,在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上居功至伟,为我们后来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三是各个领域的学者都参与到吐鲁番学中联合攻关。早期的吐鲁番文献整理和研究,主要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现在语言文字学家和文献学家等都参与其中,从文字、音韵、训诂、义理、考据、辞章的角度对吐鲁番出土文书做一番基础性的识读、校勘、注释功夫,这项工作朴实而无华,劳苦而功高。四是对海内外吐鲁番文献进行全面普查、缀合、定名、校勘。荣新江先生主编的《吐鲁番文献总目(欧美收藏卷)》和陈国灿、刘安志先生主编的《吐鲁番文献总目(日本收藏卷)》,对海外收藏的吐鲁番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普查和介绍,功德无量,极便于学者。陈国灿先生在《论吐鲁番学》中,倡导将海内外收藏的吐鲁番文献通览综观,对“身首异处”者可以进行缀合。五是吐鲁番文献研究越来越强调国际合作。由于历史的主客观原因,吐鲁番文献收藏在中国、日本、德国、俄罗斯、美国、土耳其等许多国家,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国力增强,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的深度合作进一步加强,这些年,在吐鲁番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中外学者联合办会、办刊、办学,共同考察、考古、考释,好多项目团队已经是一直多国部队了,这是非常可喜的局面。六是专题研究和深度研究美不胜收。学术研究忌讳浮光掠影、浅尝辄止,不喜大而无当,粗放经营。所以,学术研究中,专题研究是综合研究的前提,个案研究是整体研究的基石,断代研究是通史研究的保障,单项研究是穷尽研究的必备。

  吐鲁番学与敦煌学相得益彰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您介绍一下,与敦煌学相比,吐鲁番学具有哪些重要特点?

  王启涛:首先,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发掘早于敦煌文书。

  早在1893年,罗波洛夫斯基、科兹洛夫就来到吐鲁番建立气象站,1895年带走了一些吐鲁番佛窟里的古佛经写本和回鹘文写本,1897年,俄国考古学会会长克列门兹到吐鲁番,探查了一百三十个佛窟,并将其中一些精致的壁画、铭刻和许多古写本盗运到俄国,随后还发表了《吐鲁番及其古迹》的文章,1899年10月,在罗马举行的“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俄国学者拉德洛夫就介绍了克列门兹从吐鲁番所获吐鲁番文书,引起世界瞩目。如果我们把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范围延伸到整个西域,那么时代会更早,日本老一辈学者羽田亨就说过这样一段话:“最轰动学术界的为1890年英国鲍威尔大尉的发现,他查访了埋于库车(即古代龟兹)西面的佛塔,从当地人手中购到了那里出土的古代写本。鲍威尔把这些东西送给住在印度的英国学者霍林勒。霍氏认出是很古老的写本,又送到欧洲研究,结果认为是写于五世纪中叶的药法书和比这更早的佛典。于是一下轰动了学术界。不久从南方和田地方出土的写在桦树皮和纸上的古写经、文书、其他古钱、土偶、陶磁器等,也被介绍到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古代文化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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