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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客家研究30年
2018年12月27日 11:24 来源:人文岭南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我们应重返近30年来的“客家”,走出关于“致用”与“学术”客家“难得糊涂”的认知状态,把“致用的客家”归还给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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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候,我们已习惯于不加辨析地使用一些概念术语,而忽视了这些概念术语面对研究对象时是否可能与有效,忽视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强调的“词与物”对应的具体历史语境。比如在知识学层面上,“客家”(HaKKas)一词的诞生,与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学术的“客家”其实毫无关联。作为一个“致用”范畴的概念术语,“客家”被用于描述汉民族中的一个支派,即罗香林所说的“民系”,解决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碰到的族群冲突与融合问题。因此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所谓的“客家研究”,实际上主要还是为客家族群存在的合法性寻找历史依据,其间以“土客械斗”和《丰湖杂记》为代表的族群冲突与文字记录是最好的例证。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罗香林和他的时代无疑具有不可复制性。在客家研究领域,我们纪念和研究罗香林,是因为他给我们留下了关于“客家”的系列“可持续性”课题。从思考的困惑到尝试实践,其实均缘于对同一问题的疑虑,即在关于“客家”的命题中,如何对待“致用的客家”与“学术的客家”以正视听,避免误导外界对“客家”的认识与理解。当然也不排除另一更深层的疑虑:在“客家”成为显学并被想象和描述为日益“走向世界”的今天,能否寻找到一个更有效的方式,把罗香林当年提出的“客家学”学科的话题接着说好并付诸实践。

  近三十年来的“客家研究”素描

  关于客家研究在内地沉寂30多年后“重返”学界并“一路走高”的原因,笔者曾在《返本溯源:作为学科对象的客家研究》等文中概括出如下几方面:一是由世纪转型时期的新国学研究引发了对传统主流文化之外的民族(系)文化与民间文化的重新梳理。作为一种国家意志的体现,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启动。二是国家借助文化交流(外交)重塑文化大国形象。这方面以国际孔子学院的创办最具代表性。由语言的推广延至文化的传承,最终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国家这一世纪战略对作为民族传统文化构成的区域文化的示范与带动作用显然是不可估量的。三是国内近十多年来文化产业的崛起与发展对传统文化观念的冲击与影响,文化进入市场并成为消费对象。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近30年来的客家研究,主动力还是在实践与行动上,从经世致用角度,倚重国家政策,借此参与“文化中国”形象的塑造,推动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决策与建设,将“客家”与区域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结合起来。而理论问题的研究则基本上是对罗香林等前辈研究的“照着说”或“接着说”,从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等跨学科角度,借助本土/外来理论与田野调查等方法,继续展开有关客家源流、语言、民俗等客家基本问题的研究,并探寻客家学学科建构的可能性。以上两方面均在不同程度上达到了预期成果,并使客家问题不断演化成为一门显学。但在相关文章中,笔者同时也提到,客观地说,这些成果对作为“学术的客家”的提升意义是值得商榷的。与此同时,近30年来客家研究领域还存在另外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但因研究的门槛偏低,迄今仍未出现像罗香林那样的“大家”;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却因学风的浮躁机巧,始终未出现类似《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那样的扛鼎之作。若以“学科”名义论衡,客家研究的以上种种,显然并不正常。

  将“学术”归还给学术

  “致用”归还给致用

  一方面是现实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学术的诉求。这便是“客家”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浮出水面后的状况。与之前相较,我们不难发现,在80年代,“客家”已“与时俱进”演绎为具有“致用”(实用)与“学术”(学科)双重功能的概念术语。前者对接国家文化建设、文化交流与文化统战,乃至区域产业经济的发展,遵循“国家至上”与“效益优先”的法则,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后者在更多的时候则表现为个体精神劳动与创造,属“天下公器”的范畴,其要探讨和回答的诸如族群迁徙等问题,具有“跨界”(国家、民族)的性质。前者重“实”,后者务“虚”,但这“虚”与“实”,却不能作为我们评判它们孰重孰轻的天平。我们很难在同一平面上评价这两个“客家”意义的高下,理由如前所言。

  从推进客家学学科建设的角度,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近30年来纷纭客家事象进行反思,在甄别的基础上“管控”好这两个“客家”的同时,重新审度与辨析“学术的客家”中诸如“国际视野”与“问题意识”等被我们熟视无睹的概念术语,并以此作为寻找研究突破与超越的起点。在这样一种思想语境中,“学术客家”中的“国际视野”将不仅关涉观念与立场的问题,同时也关涉方法及其实践。具体地说,面对“很本土”的客家问题,在理论与方法上,我们应该如何对“西方”进行“转换性创造”,既不“因循守旧”也不“生搬硬套”。而对于“学术客家”中的“问题意识”,则或许还有必要返回原点,梳理清楚“问题意识”的“问题”原指是什么。比如在客家研究走过百年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客家研究中经久纠缠的诸如“客从何来”的问题。

  为此,我们应重返近30年来的“客家”,走出关于“致用”与“学术”客家“难得糊涂”的认知状态,把“学术的客家”归还给学术,“致用的客家”归还给致用。

  (作者单位:嘉应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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