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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伦理精神:认知 传承 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
2019年11月21日 12:4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王广禄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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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6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主办,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承办的“中国伦理精神:认知 传承 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来自国内相关高校和科研单位的6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展开研讨 本网记者 王广禄/摄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王广禄)11月16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主办,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承办的“中国伦理精神:认知 传承 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樊和平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辞,来自国内相关高校和科研单位的6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展开研讨。

  樊和平在致辞中对此次会议主题“中国伦理精神”进行了破题。他提出,自古以来,中国社会便是一种典型的伦理社会,而且中国文化对人类世界的最大贡献就是伦理型文化,而这种文化的基本观念就是伦理与精神本身是一体的,二者构成了一个整体,因此不是伦理性精神,而是伦理精神本身,在中国伦理世界中强调的是思维与意志的统一,知与行的合一。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谢遐龄提出,伦理精神与一定的社会结构对应。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结构有两次重大的改变: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开放,均导致社会结构与人的存在结构发生变迁,伦理精神亦随之深刻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导致旧社会结构向新社会结构变迁——由党组织整合为一整体的结构形成,确立了集体主义为主导的伦理精神。改革开放引发的变迁是系统性的,其核心概念是社会主义,涉及义利关系、权利意识、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的伦理精神的变迁也应当依此线索求解。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黄玉顺谈到,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对话模式,可分为两大类:主体间性对话、前主体性对话。哈贝马斯区分了两类对话,即主体性对话和交互主体性对话,两者均为主体性的对话模式。哈贝马斯所关注的是如何兑现启蒙承诺——人的解放,并寄希望于对话范式的转换,即从主体性范式转换为主体间范式,为此而建构了“对话伦理学”。然而这是行不通的,因为主体间性的前提仍然是主体性,而任何主体性对话都不可能导向新的主体性的诞生,因而不可能导向人的解放。兑现启蒙承诺的途径不是伦理学层级上的主体间性的对话,而是存在论层级上的前主体性对话。《论语》中的重要对话模式是非角色对话,这是一种前主体性对话。

  “用辩护与批判的态度和精神从总体性上把握当代中国道德观念与道德实践的发生史,指明一种好的、可能的发展路向,是当代中国道德哲学和伦理学责无旁贷的理论任务。”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晏辉表示,回眸7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和40多来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从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的层面进行理论反思与总结是必要的。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建构和发展,但我们并没有预先准备好与这种经济组织方式相匹配的德性论和规范论为这种活动进行伦理基础的奠基。相反,市场经济从根本上引发了原有德性结构与规范体系的历史性变迁。如何用改革的成果评价以往的德性论和规范论,如何用德性与规范评价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无疑是重要的理论任务和实践诉求。

  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授余治平表示,《论语》和《史记》都记载,周太子泰伯“三让”王位的事迹与崇高品格。儒家入世、有为,其处人处事并不消极、退避,但却主张谦让、礼让。“让”的含义是辞让、谦让、恭让。行让的过程,始终受个体清楚明晰的德性意识所支撑。让是一切德行的客观基础。君子的所有嘉言善行都可以集中呈现为让德。让之为德也构成了儒家之礼的重要内容。让德还可生动体现在国家的内政、外交活动中。人际交往中,让德能够自觉地把自己设定在低处,而抬高别人。践行让德的关键就在于压制住内心中那些不符合礼乐规范的性情。用道义、礼法束缚内心之中的血气性情,则构成了行让工夫的落脚点。

  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何善蒙认为,心是中国哲学中非常重要的基源性观念,中国哲学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围绕心而展开的,这也就有了心性论哲学的强大影响。在梳理关于中国古代的心性论传统时,通常人们都会谈论到孟子,并且将孟子的思想理解为心性论哲学的一个典范。而对于荀子,人们很少关注他对于心的论述。实际上,通过对荀子文本的梳理可以发现,荀子对于心也给予了非常重要的关注,荀子心论具有丰富内涵。天君之心、大清明心以及诚心是荀子论心的三个维度,天君之心是从认识意义上来讨论的,大清明心则是从行为主宰的意思来呈现的,而诚心则是在道德行为的意义上的阐发。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嘉认为,20 世纪初以来,儒家伦理的现代转型主要出现了四种理论形态, 即义理上的心性之学、制度伦理上的纲纪之道、社会生活中的人伦之理、精神信仰上的内在超越。在现代社会中,一方面儒家伦理想要依托现代社会制度发挥作用客观上面临种种困难,另一方面儒家的人伦之理与现代伦理观念相结合、在社会中还在广泛地发挥作用,影响着民风、习俗与道德风尚。“内在超越”理论揭示了儒家伦理价值系统的特质,因其超越性而产生的伦理信仰塑造了中国人的伦理意识、道德思维与精神追求,彰显了非宗教式信仰的意义。因此,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儒家的“人伦之理”与“内在超越”理论经过重新诠释与建构性重塑,依然是中国人道德生活的价值源泉,这也是儒家伦理未来的发展方向。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胡发贵提出,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从而开启了中国古代二千余年的儒家治理。从外在的层面看,董仲舒之所以倡导“独尊儒术”,儒家之所以成为“统治的思想”,缘在历史的发展中。在春秋以降政治动荡、思想纷争、诸子各是其是的大争鸣中,儒学的主张渐受重视,孔子更是倍受瞩目,而儒家的治国理政效能,也逐渐显现。这种思想和实践的氛围,揭示了儒家的重要性,从而奠定了董仲舒“独尊儒术”思想合理性的前提。从内在看,儒家之所以被历史选中,不仅仅是历史演变中的外在际遇,更在于其内在的思想内容:儒家之所以“被独尊”,关键是因为儒家为古代中国提供了独特的思想信仰和精神家园。历史上曾有“儒如五谷”之说,颇为生动地揭示了古代社会对儒家的依赖。在当时,儒家思想所包含的人民性与进步性,使其成为古代社会须臾不可或缺的“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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